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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发布时间:2017-11-21 15:41:02


无权处分行为作为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法律事实,其效力问题一直在民法学界有着不同的争论,《合同法》的颁布一锤定音,即合同无权处分行为采效力待定说。然而市场交易实践以及《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建构开始使得效力待定说的大厦渐倾,对于无权处分行为尤其是合同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我们究竟应该采用何种观点,才能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本文将通过简要剖析各国立法例以及国内各学派观点,结合我国市场交易实践,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予以重新认定,从而更好地维护善意取得人的债权利益。

1无权处分行为的概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的财产,以引起财产权利变动为目的的行为。[1]因此,无权处分行为包括单方处分行为和合同处分行为,前者如行为人擅自抛弃财产、擅自将他人财产列为自己的遗嘱财产范围等单方行为,后者如擅自出卖他人财产等合同行为。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最为引人关注的乃是其效力问题,由于无权处分行为是行为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所以无权处分既涉及到行为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又涉及到对善意的相对人如何保护、如何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秩序的问题。[2]

单方无权处分行为只涉及物权的变动,比较好处理,应当一律视为无效,此观点尚无争议。鉴于单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较为简单,理论界观点较为一致,故此本文主要篇幅集中在对于合同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探讨。

关于合同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各国立法例以及我国国内理论学说不一,具体如下:

1.1 德国立法例

《德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也为有效。(2)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处分人取得处分标的物的,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制责任时,为有效”。由于德国采用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主张物权行为无因性,因此其对无权处分行为中的物权行为效力则是效力待定的,而这不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

1.2 法国立法例

《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就他人之物成立的买卖,无效;在买受人不知标的物属于他人的情形,出卖人负损害赔偿之责。”由于法国采取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主张物权变动是债权合意的结果,因此规定无权处分行为是无效的,同时也规定善意买受人可以主张损害赔偿权,而恶意买受人则无权向出卖人主张损害赔偿。

1.3日本立法例

《日本民法典》第560条规定:“以他人权利为买卖标的物时,出卖人负有取得该权利并移转于买受人的义务。”第561条又规定“于前条情形,出卖人不能取得其卖掉的权利并移转于买受人时,买受人可以解除契约。但是,如果买受人于契约当时,已知该权利不属于出卖人,则不得请求损害赔偿。”可见在日本民法上,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于生效合同,虽然日本也采取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但在对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上没有追随法国,而是通过赋予善意买受人合同法定解除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来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国内各种理论学说

我国现行《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对于这一规定所指的“无权处分”究竟是指什么以及这一规定是否妥当 ,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激烈争论并形成各种观点。[3]

1.4效力待定说

按照民法解释学 ,我国合同法第 51 条规定的是买卖等合同的效力待定而非物权行为的效力待定。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无权处分之合同在权利人作出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之前,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既不是有效也非无效,将效力的决定权交由权利人行使,当然如果无权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该合同自始有效。我国大多数学者曾经采取此种观点,如上《合同法》规定,可见我国当前《合同法》从立法上肯定了该种观点。

1.5绝对无效说

在罗马法中曾经奉行任何人不得将大于其所有之权利让与他人的原则,相对人从无权处分人处取得动产,即使出于善意,真正权利人仍有权向其请求返还,这也是物权的绝对追及效力的体现。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完全从保护原权利人的权利角度出发,而忽视了善意第三人合理信赖利益的保护,采取此观点不利于商品的流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此种观点仅为极少数学者所认可。

1.6完全有效说

有一些学者完全站在鼓励交易安全的角度认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应完全有效。[4]持此观点的主要是主张物权行为无因性的学者,他们从物权行为理论出发,坚持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完全分离,物权行为具有无因性,物权处分权限的缺陷不能影响债权合同的效力。可见此观点的立场是完全维护善意第三人的,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对物权行为并没有予以接受而是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保护善意第三人,所以过去持此观点的学者也为少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学者对物权行为的深入理解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在反对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的前提下接受物权行为的相对独立性,故此倾向于采取完全有效说,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似乎也采用了此种观点。

2市场交易实践对效力待定说提出的问题

既然我国学界主流观点和现行《合同法》立法均持第一种观点即效力待定说,那么笔者将从我国另一部民事立法《物权法》中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出发结合司法实践,对效力待定说予以质疑。

2.1 善意取得制度的债权保护与效力待定说的冲突

试看一案例,甲将属于自己的一块市价为1万元的手表交由乙代为保管,一个月以后,乙因手头紧张,遂以手表为自己所有的意思与不知情的丙签订手表买卖合同,当日丙把一万钱款交于乙,同时乙将手表交付于丙。半月之后甲获悉此事,拒绝追认该合同有效,纠纷由此产生。试问依据我国当前法律规定,该案应如何处理?

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该合同为效力待定合同,既然甲拒绝追认合同有效,因此该合同自始无效。然而根据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第三人丙完全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应该取得手表所有权,即该买卖合同的无效不能对抗善意取得人丙,至于甲的权利救济只能指向无权处分人乙。由此笔者认为会出现如下两个问题:

其一,从文义解释和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对于《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的规定理解至少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丙已经支付一万货款,此为多数理解,另一种情形就是丙在合同中承诺给付一万元货款但尚未交付,在《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款“依照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支付合理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的规定中,立法采用了“已支付合理价款”的措辞而非只是规定“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因此如果无权处分人和第三人在合同中约定合理价格尚未实际交付货款并且满足其他两个善意取得要件,也应视为符合善意取得。可是既然合同由于被拒绝追认而无效,一方面无权处分人要受到原权利人的违约或者侵权诉求,另一方面货款无法得到兑现,也许会有人从合同无效角度提出能依据不当得利请求第三人返还财物,而第三人是依《物权法》取得财产权利,因此具有合法依据,不符合不当得利。

其二,从质量瑕疵担保义务角度来看,既然乙丙之间手表买卖合同由于被甲拒绝追认而无效,而丙依善意取得取得手表所有权,若出现质量瑕疵且该瑕疵乃乙交付前存在而乙故意隐瞒,因此乙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

2.2 民事欺诈的效力与无权处分效力不一致的冲突

在上一案例中,其实如果从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来看,在乙丙之间的手表买卖行为中,乙已经构成民事欺诈,民事欺诈合同在《合同法》中被认定为可撤销、可变更的合同,而民事欺诈合同在被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变更之前是有效的,同时乙之所为又是无权处分合同行为,依现行《合同法》为效力待定,效力待定的含义为既不有效也非无效,只是合同的效力不确定,这样一来,同一个行为的效力出现两种结果,出现立法矛盾,也无法通过依据《立法法》的关于法律冲突的规定得以解决,乃是我国立法的尴尬之处。

2.3 表见代理与无权处分竞合时的效力冲突

试看下一案例,甲乙为夫妻,一日甲伪造了一份乙的关于代理处分二人用婚后共同财产购置的一辆汽车的授权书,与不知情的丙达成了买卖协议并交付办理过户手续,事后乙以自己不知情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法院认定该买卖合同无效。在此案中,一方面,该汽车应当属于共同共有财产,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应当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而甲是通过伪造授权代理书的方式对汽车进行了处分,可见乙并不知情,所以甲构成无权处分行为,经过乙的事后拒绝追认因此处分合同效力无效,另一方面,对于丙来说,甲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因而合同效力是有效的,对于同一行为,根据《合同法》不同条文的规定所得出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

债权合同效力待定说实乃东施效颦,在大陆法律体系下,采纳该学说将导致众多荒谬的结论,也不能有效兼顾善意受让人的正当利益,其不妥当性显而易见。[5]当然这与《合同法》立法之本意是倾向保护原权利人的权利是相关联的,但是《物权法》的立法宗旨更加侧重鼓励交易和保护交易安全,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我国民法进一步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由于我国立法实践和学界大多不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因此凡是由民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效力应当受到民事行为效力的制约,而在这一前提下,再承认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的相互独立性才是可取的。根据此原理,如果合同行为因符合被撤销情形或者法定无效情形而失去合同效力,该处分行为无效,不发生善意取得,然而如果将无权处分合同行为视为效力待定,则该合同因被原权利人拒绝追认而无效,这种无效不妨碍发生善意取得,两种无效在对抗善意取得的效力上不同,令人费解。

3合同无权处分行为效力问题的解决

3.1 权利冲突的价值衡量

上面所述问题的实质在于无权处分关系中原权利人与善意取得人之间权利价值之间的冲突。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认识论基本原理,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来源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作为理论的法律理应从社会实践的现实出发,以此在保护原权利人与善意取得人之间做出明确回答。笔者认为,在市场交易实践中,作为交易一方,对于交易对方的处分权限应尽合理注意义务,这也是善意相对人的体现,符合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但该注意义务不可过于繁重,否则要求交易人累于调查交易对方处分权限,不利于市场交易的进行,这也是物权立法公示公信效力所解决的问题,即动产占有以及不动产登记便产生公示公信效力,乃权利的正确性推定。故在满足善意第三人要件的条件下,法律应该侧重保护善意第三人,《物权法》即采取了侧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立法主张,至于原权利人的损失则应向无权处分人主张救济。

3.2 《合同法》与《物权法》法律价值的基本定位

《合同法》与《物权法》是调整民事主体间财产关系的基本民事法律,财产流转关系由《合同法》调整,而财产归属关系由《物权法》调整,两部民事法调整不同方面的财产关系。基于此,无权处分合同行为的效力应由《合同法》调整,而无权处分行为的物权变动效力由《物权法》规定,即《物权法》保障市场交易的“静的安全”,而《合同法》保障市场交易“动的安全”,两法应各司其职,不可越位,因此物权法虽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但在对待合同效力问题上,《物权法》则是爱莫能及,因此只能由《合同法》加以规定以达对善意取得的债权保护之目的,这样才能使得民法体系有机协调,实现善意取得权的延伸保护。

3.3 合同无权处分行为效力的解决方案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保护善意的相对人将使其形成一种对交易的合法性、对受让的标的物的不可追夺性的信赖与期待 ,这就对当事人从事交易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 ,使其对交易产生安全感 ,并能大胆地从事交易。[6]《合同法》在对待无权代理效力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案,即区分狭义的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而表见代理的立法目的也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鉴于此,根据现《合同法》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无权处分法律关系中,交易合同因被原权利人拒绝追认而无效并不能对抗物权发生变动,反而使得善意取得人无法得到债权的保护。故此,笔者认为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也应当因第三人的善意与否而区别对待,但这仅仅适用于无权处分标的物为特定物的条件下。简而言之,对于非特定物,无权处分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对于特定物,无权处分合同应当区分第三人的善意与否,对善意第三人应当认定为有效,对恶意第三人则应当认定为效力待定。

对于非特定物,将债权合同认定为有效,便于督促处分人为避免承担违约责任,积极取得标的物处分权,以此适应市场经济效率原则和鼓励交易原则的客观要求。其实在现实的交易中,中间商与零售商所订立的合同多为相对人恶意的合同,零售商在订立合同时一般明知或应知中间商此时并非货物的所有人,中间商往往是根据零售商的订单去组织货源的。[7]因此,对于特定物,则需要区分第三人的善意与否,在第三人善意时,将债权合同认定为有效,既有利于取得物权的善意第三人对物权的债权保护,又有利于无法取得物权的善意第三人行使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或者解除合同;在第三人恶意时,将债权合同宜认定为效力待定,因为将此时的债权合同认定为有效,便使得恶意第三人基于有效合同追究处分人人的违约责任,即使法律另行规定第三人恶意时处分人不负对标的物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该有效合同也无法产生任何实质上的法律效果,将不会产生法律规则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如果将其认定为无效,则可能失去能够弥补合同效力缺席的第三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限的积极作用,也不符合鼓励交易原则和效率原则的要求,故此处情况效力待定说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希望日后《合同法》修改或者民法典制定中予以明确规定,善意第三人是否取得物权应根据《物权法》善意取得的规定来认定。由此,合同的效力由《合同法》规定,而物权的效力根据《物权法》认定,上面提到的两个问题则迎刃而解,即乙可以依据有效合同向丙索取手表约定价款,而丙也可以依据有效合同向乙追究瑕疵担保责任;同时,在表见代理与无权处分发生竞合的情况下,使得依据《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与无权处分的不同规定,都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体现合同立法的严谨性。这样一来使得善意取得的依据不只因法律的强制规定而显得苍白无力,至于原权利人的权利则应该向无权处分人主张,这样既能使得权利人的权利得到维护,又能使得善意取得人的权利受到有效保障,实现“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魏振瀛主编:《民法》(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69页。

[2] 王利明:《论无权处分》,《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3] 崔建远:《无权处分辨合同法第 51 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4] 潘运华、叶知年,《对无权处分合同效力的再思考——从无权处分人和相对人的主观方面分析》,《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2月第13卷第6期。

[5] 葛云松:《论无权处分》,载于葛云松著《过渡时代的民法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月第1版。

[6] 王利明:《论无权处分》,《中国法学》2001年第3期。

[7] 王轶:《论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以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为背景》,法苑精粹编委会主编,中国民法学精粹2002年卷,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第328页。

责任编辑:王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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